从华尔街到中关村

第一次见到张永青，是在e国网站开通的新闻发布会上。人们在欣喜于e国网络给生活带来的实用且精彩纷呈的内容时，却惊诧于e国的张永青总裁的“少言寡语”，使人对这位从华尔街归来的总裁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。从那一刻起，记者便决定找一个时间好好与他聊一聊。

一天下午，我们约好在他位于希格玛大厦的办公室见面。没有太多客套，一如多年的老友，张永青娓娓地道出他的点点滴滴（以下为张永青自述）。

在清华毕业以前的22年，我几乎没有离开过中关村，但22岁时我一离开就到了地球的那一端。初到美国我的感觉一点不陌生，我在美国的第一站是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，我发现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在学问上，而是在文化上。比方说同一个姑娘见面，你是应该握她的手还是应该拥抱她。盐湖城给我最深的印象还是那条80号公路，它从西海岸旧金山一直连到东海岸波士顿，我后来转学去MIT（波士顿）走的就是那条路。

刚一到MIT，我20多年来在中国形成的价值观就受到了挑战和冲击，有生以来，没有什么冲击比这个对我来说影响更深刻，震撼更强烈，好和坏好像需要重新定义，杰出在那里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。20多年来我一直想成为一个杰出的科学家，想得诺贝尔奖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对我来说比爱因斯坦更伟大。

其实至今仍然如此。但是MIT给我展示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，好像我突然从地球上走到了太空，地球仍然那样美丽，但我却置身在一个新的、无限的世界当中。MIT最令我惊奇的是，在这里有1／3的教授有自己的公司，所有人追求的不是知识本身，而是知识到底有什么用，把科学和技术商品化，最终实现它的经济价值。创办企业是这里永恒的主题，人们天天谈论的，是那些刚刚成立的崭新的高科技公司，他们的技术，可能给人类带来的深刻、巨大的变化，他们的成功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的财富。

在MIT三年多的求学过程，课程对我来说不难，实验和我选定的课题研究进展得也非常顺利，但是我每天都在问自己，未来最有前途的领域是什么。为了寻找这个答案，我拜访过许多著名的企业家，包括王安电脑公司的王安。我记得我去找王安时，他说，你先去读我的书。于是我把王安写的《教训》读了很多遍，里面教训不少，但前途在哪里他并没有说。两个月之后我再给他打电话，王太太说，他去世了。我记得那会儿我感到了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的失落。

但终于有一天，我在MIT的图书馆找到了一本书，叫《旋风计划》，讲的是美国历史上研制的第一台计算机，作者弗莱斯特就是《旋风计划》的领导人。书是70年代写的，他预言计算机是未来最有前途的领域。令我惊喜的是，我发现弗莱斯特竟是MIT经管系的一个教授。我立刻打电话给他，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：您有着辉煌的过去，20年前您正确地预测了未来，但是如果今天您再次做一个选择的话，未来最有前途的领域是什么？他毫不犹豫地说：信息科学。他还没放下电话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我已经找到答案。

一个企业要成功，有两个关键环节，一个是产品的市场定位，一个是资金。在MIT我置身于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之中，找到好的技术开发和应用，相对来说并不难。每天都有好的想法出现，每天都在对这些想法进行论证。资金的来源有两种，一个途径是利用风险投资，另外一个也是最传统的就是自己挣。风险投资对于创业者的最大弊病就在于，创业者可能对企业失去控制，而且为了换取投资，损失过多的股份，变成为人打工，我决定自己赚钱。所以我一毕业就去了华尔街。

华尔街充满了传奇色彩，千千万万的人在这里面成为百万富翁，甚至亿万富翁。一切在这里都被简单地用一个字来衡量：钱。我最先想知道的是，什么素质使一个人在华尔街上能成功。有一天我去见弗舍不莱克，他曾是MIT的教授，后在著名的高盛公司任高级主管。我问他的一个问题是，在华尔街上成功的关键是什么，他说两个字，想和听。

华尔街上的人形形色色，我所在的所罗门公司是最富传奇色彩的公司。在那里每天有上千亿美元的交易额，我就曾经做过一笔价值40亿美元，而过手只有几秒钟。

冒险是我们的职业，也是我们每天最大的乐趣，机会和输赢都发生在瞬时间。我们每人的眼前有四个屏幕，一个是世界新闻；一个是道琼斯金融新闻；一个是Bloomberg金融计算系统；最后一个是我们公司自己开发的监视器。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可能对我们产生巨大的影响，大到海湾战争，小到墨西哥湾的一只苍蝇在飞。